烟花三月@扬州博客

古时扬州多瘦马，太过女人化的城市，用脂粉香泡着的烟花街巷，难以排遣的儿女情长……扬州柔媚的像个女子了。

她有她的豆蔻梢头之时，有繁华绝代之刻，也有美人迟暮之年。汉代的兴盛，唐代的繁荣，明清的鼎盛，到如今的寂寞一隅。记忆中的扬州总是那么美好：“春分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在扬州”……扬州富甲一方的时代已然不在了，作为古代重要的交通枢纽中心和盐业经销中心的扬州显然已经躲进了历史的画册中去了。

如今的扬州难施粉黛，苦于寂寞。

文昌阁一带是扬州的市中心，灰土蒙蒙，不算干净。街上到处都是黄包车、电动车、摩托车、自行车。还真不适应，宛然回到了90年代初的北京。难怪来的路上碰到的一位扬州人说，青岛真是奇怪，怎么也没有电动车，我们扬州到处都是。他把青岛比作大城市，他喜欢扬州那样的小。

在我看来，扬州不是小，是自在、安然。扬州人习惯了现在的姿态，也接受了现在的姿态。早晨吃一笼汤包，去护城河边儿钓鱼，骑自行车上班下班，开电动车去买菜。不成形的商业街，难以称得上现代的建筑，这新不起来旧不下去的表情他们觉得挺好。

留到现在的招牌笑容就剩下瘦西湖的一带湖光水色，何园那令人回味的长廊，个园的茂林修竹了。我从五亭桥秀逸的景致中还能隐隐约约的揣测出扬州这位昔日的美人应有的荣光，然而出了那段护城河，她立刻就成了半老徐娘。

扬州给人心情是复杂的，她不该那样却成了那样。我还是喜欢何园后面的广陵路，我认为这是扬州除了名胜之外的最后的风景。它古旧而且甘于古旧，饱含陈迹而且愿意将这众多陈迹饱含到底。路，悠长而狭窄，这般窄还有两排壮硕的法国梧桐。这是一条古街，到处可见一些名字好听的古巷――也是扬州的一大特色。街上随便都是小吃店，有百年的包子店，三把刀的铺子，在一条十分破旧的巷子中还隐藏着那个著名的富春茶社。

我喜欢在这条街上走，完全不商业，也不必担心商业的气息会扑向你。一个古城最舒服的地方就是让自己的古老昭然若揭。可是扬州在大多时候隐藏了，单单让瘦西湖承担了太多的赞誉和目光。

离开扬州之后我马上就把扬州忘了，只记得一个五亭桥苦苦的撑着肩膀，承载着一批又一批慕扬州名而来的游客，拍照、谈论着一个莫明其妙的城。

       估计大家看到我前几天的文章：说起扬州名将史可法，淮扬菜系—天下美味，其实扬州的历史上除了风景秀丽，美味佳肴之外还有不俗的文化底蕴。

     “扬州八怪”究竟指哪些画家，说法不尽一致。有人说是八个，有人说不止八个；有人说这八个，有人说另外八个。据各种著述记载，计有十五人之多。因李玉芬《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是记载“八怪”较早而又最全的，所以一般人还是以清末李玉芬所提出的八人为准。即：汪士慎、郑燮、高翔、金农、李鳝、黄慎、李方膺、罗聘。至于有人提到的其它画家，如华岩、闵贞、高凤翰、李勉、陈撰、边寿民、杨法等，因画风接近，也可并入。因“八”字可看作形容词，也可看做约数。

     “扬州八怪”知识广博，长于诗文。在生活上大都历经坎坷，最后走上了以卖画为生的道路。他们虽然卖画，却是以画寄情，在书画艺术上有更高的追求，不愿流入一般画工的行列。他们的学识、经历、艺术修养、深厚功力和立意创新的艺术追求，已不同于一般画工，达到了立意新、构图新、技法新的境界，开创了一代新画风，为中国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业。

       中国绘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中文人画自唐宋兴盛起来，逐步丰富发展，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留下大量的作品，这是中国绘画的骄傲。明清以来，中国各地出现了众多的画派，各具特色，争雄于画坛。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以“四王”为首的虞山、娄东画派，而在扬州，则形成了以金农、郑燮为首的“扬州八怪”画风。这些画家都继承和发扬了我国的绘画传统，但他们对于继承传统和创作方法有着不同的见解。虞山、娄东等画派，讲求临摹学习古人，以遵守古法为原则，以力振古法为己任，并以“正宗”自命。他们的创作方法，如“正宗”画家王珲所说，作画要“以元人笔直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他们跟在古人后面，亦步亦趋，作品多为仿古代名家之作( 当然在仿古中也有创造)，形成一种僵化的局面，束缚了画家的手脚。“扬州八怪”诸家也尊重传统，但他们与“正宗”不同。他们继承了石涛、徐渭、朱耷等人的创作方法，“师其意不在迹象间”，不死守临摹古法。如郑板桥推崇石涛，他向石涛学习，也“撇一半，学一半，未尝全学”。

       石涛对“扬州八怪”艺术风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他提出“师造化”、“用我法”，反对“泥古不化”，要求画家到大自然中去吸收创作素材，强调作品要有强烈的个性。他认为“古人须眉，不能生我之面目；古人肺腑，不能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石涛的绘画思想，为“扬州八怪”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扬州八怪”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扬州八怪”从大自然中去发掘灵感，从生活中去寻找题材，下笔自成一家，不愿与人相同，在当时是使人耳目一新的。人们常常把自己少见的东西，视为怪异，因而对“八怪”那种抒发自己心灵、纵横驰骋的作品，感到新奇，称之为怪。也有一些习惯于传统的画家，认为“八怪”的画超出了法度，就对八怪加以贬抑，说他们是偏师，属于旁门左道，说他们“示崭新于一时，只盛行于百里”。赞赏者则夸他们的作品用笔奔放，挥洒自如，不受成法和古法的束缚，打破当时僵化局面，给中国绘画带来新的生机，影响和哺孕了后来像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等艺术大师。
“扬州八怪”究竟“怪”在哪里，说法也不一。有人认为他们为人怪，从实际看，并不如此。八怪本身，经历坎坷，他们有着不平之气，有无限激愤，对贫民阶层深表同情。他们凭着知识分子的敏锐洞察力和善良的同情心，对丑恶的事物和人，加以抨击，或著于诗文，或表诸书画。这类事在中国历史上虽不少见，但也不是多见，人们以“怪”来看待，也就很自然的了。但他们的日常行为，都没有超出当时礼教的范围，并没有晋代文人那样放纵--装痴作怪、哭笑无常。他们和官员名士交流，参加诗文酒会，表现都是一些正常人的人。所以，从他们生活行为中来认定他们的“怪”是没有道理的。现在只有到他们的作品中，来加以研究。

“八怪”不愿走别人已开创的道路，而是要另辟蹊径。他们要创造出“掀天揭地之文，震惊雷雨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来自立门户，就是要不同于古人，不追随时俗，风格独创。他们的作品有违人们欣赏习惯，人们觉得新奇，也就感到有些“怪”了。正如郑燮自己所说：“下笔别自成一家，书画不愿常人夸。颓唐偃仰各有态，常人笑我板桥怪。”当时人们对他们褒贬不一，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偏离了“正宗”，这就说明了它所以被称之为“怪”的主要原由。扬州八怪画家突破了“正宗”的束缚，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重在自己创造与发挥，穷其一生，为创造新的画风而努力。

      史可法可谓扬州历史上最杰出的民族英雄了。朋友们去扬州的时候一定要去悼念一下啊。

史可法苦苦支撑江北，但不久又发生两个重大的变故，造成了极为棘手的严重局面：其一是，江北四镇中，二刘之兵皆“虚夸不中用”，惟高杰兵战斗力强。高杰虽凶悍桀骜，而尚有朴直憨厚之处，一旦心服，能尽心效力。他毅然拒绝清肃王“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的诱降，疏请以己重兵驻归德，冒大雪，沿黄河筑墙，专力防御清兵，并联络河南睢州总兵许定国“以奠中原”。不料许定国暗通清兵，设计于酒后谋害了高杰，渡河降清，并引清兵至仪封。史可法从而失去了进攻河南的膀臂，而且江北也难以巩固，防御范围渐渐紧缩到孤城扬州。大局已岌岌可危；其二是，就在清兵迅速南下，形势危急之际，拥有七八十万重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发兵南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却公然提出：“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当时有人抗言：“淮扬最急，应亟防御。”马士英命令“有议守淮者斩”，朝议之后，竟诏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史可法据理力争，无奈马士英要弘光帝下书“切责”，只得率师应命。兵至燕子矶，闻左良玉病故，其子左梦庚兵败而降清之讯，而其是，一路清兵乘虚渡淮，直取毫州，击破盱贻，急速东进。豫王多铎亲率另一路10多万清兵，由叛将许定国领路，攻占了淮安、泗州，迅即向扬州猛扑过来。史可法立即疾驰扬州，发布文告，加固城防，力图使惶乱不堪的人心安定，同时以“血书寸纸，驰诣兵部，代题请救”，又檄如治下将领，火速以兵援扬。可是窃据兵部尚书的阮大铖，根本“不应”，黄得功因击左兵而远在芜湖，二刘正暗中与清联络，只有奉史可法之命驻守白洋河的都督刘肇基率所部4000兵赶到扬州，合计一万几千人，面对清兵的10万之众相距实在太远了。由于史可法与士兵同甘共苦，坚持“士不饱，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亲自守卫最难守的城西北角，深得将士爱戴，所以能较好地指挥孤军坚守扬州。崇祯十七年(1644)七月，清摄政王多尔衮曾致书史可法劝降，史可法写了著名的《复多尔衮书》，表明了自己的严正立场。尽管如此，围攻扬州的多铎，仍想诱降，妄想利用史可法在南明的威望，兵不血刃收取江南。所以先后派降将李遇春等人，多次致书招降。而史可法不置一眼，当众焚毁来书，扬州军民深受感动，虽势簿力单，却群情激奋，誓死守城，并且往往“簿有斩获”。多铎连日攻城不下，又因四郊农民坚壁清野，担心孤军深入或有不测之变，曾想从扬州退兵。多铎这种顾虑早有所思，当徐州分兵南下时，经过拈阄由他攻打扬州，曾与妻儿抱头痛哭，说是“与史可法交锋，定是凶多吉少”。就在他迟疑不前的时候，降将李栖凤、高歧凤尽告以城中虚实，许定国也力言“扬城无援，更待数日可破”，多铎才留下来继续攻城。弘光元年(1645)四月二十四日，清兵以“红衣大炮”若干，轰击城内，城堞轰塌，史可法即率兵民填修，终因力量悬殊，而退守旧城。多铎占领新城后，再次致书史可法诱降：“若好让城，不戮一人。”史可法丝毫不为所动，决心以身殉国。终于在二十五日，清兵猝起攻杀，扬州地方为所破。史可法见势已去，欲拔刀自刎，被一参将阻止，护持而行。至小东门，见军民遭清兵屠戮，即挺身而出，大呼“我史督师也，万事一人当之，不累满城百姓。”于是被捕。多铎仍礼待劝降，史可法大义凛然地说道：“我中国男儿，安肯苟活，城存我存，城亡我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遂从容就义，年仅44岁。残酷的清豫王多铎，下令屠城10日之久，几十万扬州民众被残杀，造成扬州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惨案，也是扬州人民最为英勇而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