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花三月@扬州博客

在东京秋叶原见人就斩的狂汉加藤智大，在犯案前7小时开始以手提电话向手机留言板发放“杀人预告”，更对警方承认2、3天前就有杀人计划。加藤中小学成绩 优异，但无法如愿考获汽车修理员牌照，中学时代更有暴力倾向。专家认为，疑犯的行凶动机可能跟日本人际关系紧张和失败者标签有关。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8日早上8时许，加藤从静冈县裾野市驾驶租来的两吨货车到东京行凶，凌晨5时许在手机留言板上出现“我要在秋叶原杀 人”的留言，其后“抵达神奈川休息”、“涩谷严重塞车”、“抵达秋叶原”和“今日是行人专用区的日子吧？”的留言相继出现。加藤展开杀人前20分钟更出现 “时间到了”的留言。

　　大叫后擅自下班失联络

　　加藤任职的汽车工场负责人指，他负责油漆工程，合约明年3月完结，指他工作态度良好，跟同僚相处没问题，以往无旷工记录，但上周四上班时突然大叫“没有制服”，盛怒下擅自下班，翌日旷工，自此联络不上。公司指他月薪约30万日圆，“似乎没有财政问题”。

　　加藤来自青森县，中学就读县内顶级县立高中，小学和中学成绩名列前矛，但高中毕业后仅考进汽车维修员短期大学，更无法考获汽车修理员资格。加藤一名旧同学透露，两年前收到他“因为已经想死了，想在首都高速公路上死去”的电邮。

　　加藤读高中时已有暴力倾向，一名同级生指他“给人离群独处的感觉，听说他曾拿着刀子行”，他一名高校师兄更指，听说加藤曾“在课室扔椅子引起骚动”。加藤是动漫迷，也是秋叶原常客，或可解释他为何在秋叶原犯案。

　　“不成功时就憎恨社会”

　　警方仍在调查加藤的行凶动机，但出版业人士池田隆表示，事件可能跟近年日本社会人际关系紧张有关，“你有麻烦时没有人可以倾诉”。

　　犯罪心理学家影山甚助指，日本进入了利己时代，人们认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当他们无法取得社会认同的成就，会被视为失败者，令他们愈 来愈困扰。多番挫败可能令他们想透过犯罪重新自我肯定”。有人则将问题归咎于日本经济低迷，指政府加税和改变医疗政策会引发暴力行为，“人们无法成功时就 憎恨社会”。东京检察官加藤久雄认为，类似事件的犯案动机可能涉及宗教或犯案者过去曾被欺凌。

 

旅游旺季的时候，美国四分之一的财富在这里流动。这里就是棕榈滩—美国富人的天堂。

从几个世纪以前的范德比尔特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卡耐基家族、梅隆家族，到近代的慕恩家族、贝克家族，他们都曾是棕榈滩的主宰者。

棕榈滩上的人有权势、有财富、有地位，但他们的生活浮躁、心灵扭曲，过得并不快乐。他们需要上帝的教化和引导。

棕 榈滩岛是位于南佛罗里达迈阿密市以北65公里处的一个堰洲岛，西靠近岸内航道，东临大西洋。近岸内航道将棕榈滩岛和西棕榈滩市跟沃思湖分隔开来。岛内的常 驻人口大约为1万人，旅游季节则有3万人左右。棕榈滩岛是最靠近墨西哥暖流的陆地，因此这里草木茂盛，海滩上满布高大的棕榈树，优越的海洋性环境气候在世 界众多一流的旅游胜地中也是位于前列的。优美的自然风光、多样的文化交错、瞩目的社交活动使棕榈滩成为了世界各地旅游者心目中向往的天堂，而事实上这里已 经成为了美国富人聚集的天堂。

根据早期历史记载，棕榈滩得名于一次海船失事。1878年1月，一艘装载着可可豆的货船由古巴首都哈瓦那 驶往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途经美国海域时遇上事故而搁浅在棕榈滩岛的岸边。棕榈滩岛的早期定居者立即打捞船上的可可豆，希望将这些可可豆加以种植，以成为岛 上的商业经济来源。后来，佛罗里达州东海岸铁路的所有者、实业家亨利·M·弗雷格勒开始在岛上购买地皮，岛内许多有钱的农场主也开始大量买地。1911年 4月17日，棕榈滩县正式成立。

自1894年亨利·弗雷格勒将圣奥古斯丁的铁路延伸至棕榈滩并在岛上建起第一个酒店后，这里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尤其受富人欢迎的度假胜地。去年，棕榈滩县首次超越拉斯维加斯成为美国发展最快的度假胜地。

在 棕榈滩岛的光环笼罩下，位于其西边的西棕榈滩市也逐渐成为备受瞩目的旅游热点。在西棕榈滩以西15英里的惠灵顿被誉为除阿根廷以外“世界上最好的马球运动 胜地”。这里有15个顶级的私人马球场和6000匹骏马。惠灵顿的地价从以前的1000美元/英亩上升到现在10万美元/英亩。

　　冷战结束之后，跨国资本与民族主义并行成为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新景观，二者之间又形成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而全球化又把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坚持文 化的差异性体现民族国家的本色便成为非西方国家的历史性追求。因此，坚持文化差异性不仅面对跨国资本，还要面对民族主义，如何在对抗前者时不与后者合流， 这是十分严重的问题。坚持文化差异，并不排斥文化交往，文化差异恰恰是文化交往的前提。但民族主义往往对文化交往采取排斥态度，甚至把某种异质文化视为异 端以文化独断反另一种文化独断。从根本上，民族主义把文化差异绝对化就不是在坚持差异，而是拒绝差异或是取消差异。
　　　　
　　民族主义 从历史原型来看，有两种形态。其一是超地域的普遍认同，人类超越自己的世居地而形成一种普遍的认同感；其二是少数特定团体的政论关系和词汇，这些团体都跟 国家体制紧密结合，而且都具有普遍化、延展化和群众化的能力。但这种历史原型与近代的民族主义有着很大的差别。从政治经济学的视野看，许多研究民族主义的 学者都认识到，民族国家的基本功能有双向性，对外追求“国家利益”，对内为所有公民提供底线保障，并协调内部交易关系。正因此，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在《民 族主义》一书中才把民族国家的边界划定在财政边界之内，即民族国家的财政功能到达哪里，哪里就是民族国家的边界。
　　　　
　　从20世纪 晚期到现在而观，民族主义的负面影响日益暴露出来。表面上看来民族主义是维护民族利益，但实际上则常常是适得其反。民族主义是一种非理性潮流，它是由热 爱、悲痛、嫉恨、报复等各种复杂的感情因素所引起的，这些感情因素又深深植根于种族、文化、历史、社会的土壤之中，导致民族主义的变数极大。譬如中国的民 族主义虽然有深厚的文化和历史根源，但由于中华民族信奉天下一家的文化普世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缺乏种族依据。这是中华民族的大幸，使中国民族主义难以发 展成类似德意志纳粹主义或日本军国主义的种族型的民族主义。但这一特点又注定了中国民族主义往往是一种情绪的宣泄，而难有持久的建树，这样的民族主义破坏 有余，建设不足。
　　　　
　　以《自由四论》而闻名的英国政治学家以赛亚·伯林说，他对民族主义怀有一种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一方面他重 视“民族情感”的真实性，对于英国学者赫尔德提出的“归属于共同体是人的一种本质需要”这一观点抱有同情的理解。在实践中他也支持犹太民族寻求建国的政治 努力(伯林本人是犹太人)；但在另一方面，伯林又对民族主义的激进形态格外警觉，因为民族主义有两个“令人恐惧的兄弟”——种族主义和宗教狂热主义，一旦 “兄弟结盟”将会形成攻击型的民族主义，演变出我们时代“最恐怖和最野蛮的现象”，这方面历史为我们树立了诸多的版本，所以有学者说民族主义是一种危险的 “意识形态”。
　　
　　民族主义似乎是近年来才在中国的思想界登堂入室，中国社会自19世纪中期转型以来变乱纷呈，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思想 观念可以一以贯之。但罗志田先生认为，如果将晚清以来各种激进与保守、改良与革命的思潮条分缕析，都可以发现其所包含的民族主义关怀，故都可视为民族主义 的不同表现形式。海外学者余英时先生更进一步指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的三次政权变更：1912年满清让位于中华民国；1927年至1928年北伐建 立南京国民政府；以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原动力无不来自于民族主义。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赛义德（巴勒斯坦裔）、斯比沃克（印度 裔）的“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登堂入室，更加坚固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立场。
　　　　
　　其实中国现代史上的战国策派对 民族主义下过一番研究与梳理，1940年4月1日，《战国策》杂志创刊号发表林同济的《战国时代的重演》一文，可谓是他们这个思想群体形成的宣言。战国策 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林同济、陈铨、雷海宗、贺麟。战国策派从不讳言“民族主义”是中国处在“战国时代”的玉律金科。战国策派的主将陈铨肯定了中国此前所产 生的各式民族主义思潮，甚至把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和德国的“狂飙运动”相并置，以为“都是我们不可忽视的指南针”。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产物，在西方历史语境 里，民族主义往往被理解成启蒙运动的逆反，或被看做启蒙运动内部的一种理论上的重新调整。但在中国现代性历史的开端，民族主义却汇入了“启蒙”的浩大洪 流。而且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一直是民族生存危机的即席反应。
　　
　　朱学勤先生写过一篇文章《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谈及历史教训， 他指出：其中之一便是从激进革命的立场出发，在批判社会不公的同时，将自由经济和宪政民主视为社会不公的老根，要连根拔除“西方资本主义的罪恶”。朱学勤 先生认为这一条可以说是与民族主义交相激荡，泥沙俱下之时，酿成种种大患与灾难，至今病根未除。胡适先生曾说：“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 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最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先走上前面的两步。”按照安德森的 说法，现代民族想象共同体建构在“印刷资本主义”所催生的“民族的印刷语言”之上，这和古老“神圣语言”的衰微相关。在印刷语言兴盛之后，一种“民族意 识”开始兴起，这即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想象共同体”的“文化根源”。
　　　　
　　民族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汪晖先生在《当代 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杂志1997年第5期）说过：“当代民族主义政治与传统民族主义存在重要的差别，与其把它看作是全球化的对立场， 毋宁把它看作是全球化的副产品。对于民族主义问题的讨论必须与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关联起来，而不能作孤立的说明。”理论可能是断裂的，但历史与现实可以说明 一切。翻开中国现代史与法国革命的世界现代史可以看到：把民主主义放在意识形态的中心，民族主义便是题中应有之意；把民族主义放在中心，专制主义便会接踵 而至，民主主义则被驱赶到敌对意识形态、政治异见者的地位。事实上割断了民主主义母体脐带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给德国人、日本人带来了深重的战争灾难，给 “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带来了马科斯、蒙博托、苏哈托式的腐败，思之不能不对那种单一的民族主义抱以警惕之心。
　　　　
　　中国之民族主 义从近代起就开始掺杂着“强国梦想”的玫瑰色彩。在晚清被动地卷入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一百多年来，中国人逐渐形成了对于“现代化”的一些相当特别的理解与 想象。譬如“强国梦想”便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种。在这个梦想中，社会整体—“国家”的强大成为至高无上的目标，其它的一切，从个人自由到生态平衡，都可以 先放弃。历史曾经给予我们的屈辱让“强国梦想”附加了极其神圣的道德色彩，任何人都无法对“强国梦想”加以质疑。但不惜任何牺牲的代价与种种不太光明的手 段，终于让人对目的产生怀疑，时间可能很漫长，但怀疑始终会到来。我们警惕绝对化的民族主义。在民主的面前，一切神圣的事物都应该受到质疑。
　　　　
　 　“强国梦想”是一种乌托邦。对它的追求是永恒的。“强国梦想”在某一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由于历史的要求而被制造出来的中心话语。记得孙中山先生当时就说过 中国是一盘散沙。如何将散沙汇聚成坚固的堡垒呢？伟大的人物不约而同地意识到只有找到一种中心话语，才能使人民团结起来，摆脱苦难的生活，“强国梦想”正 是这些伟大的人物所需要的工具，为了实现“强国梦想”这一终极目的，伟大的人物不惜一切的手段，譬如专制、譬如强权、譬如独裁、譬如以德治国、譬如三个代 表……于是“强国梦想”成为我们记忆深处的枷锁，心态变得扭曲，盛唐那种海纳百川的气象永远沉没在历史的深处。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1818— 1891）曾经说过：“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亦岂有百姓贫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想前贤在一百多年前居然能有此说，而今我们仍然高喊“强国梦”而不知富 民，“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痛哉斯言。

        远了，1500年前的拉纤女子的号声；逝去了，春梦一觉烟花月；卸不去的是一份疼，在心底幽幽曲折地、随着心跳平静的时候，猛地涌出来的痛。那是400年前的噩梦，琼花如血。

       喜欢茉莉花清娇的姿态，雅致地飘一缕摄人心魄的香；喜欢小巷里，湿漉漉的石板地，风火墙上蔓箩的绿色；喜欢在夜的宁静，听丝弦撩拨出的那一份闲适；喜欢月色下的湖面，萧声吹起的涟漪。星星，一定是沉没在这块奇妙的土地上，叫她一忽儿静谧，一忽儿艳丽；一忽儿抖落无数典故，一忽儿压一块沉重的石头，在老了的梅花井口。

       水是从天而来的，落在了江上，落在运河，落在了遥远的乌蓬船上。水是从心底涌上来的，那一份澄净，那一腔的热血，染红的是芙蓉、是芍药，是褪不净的红。红的叫人落泪，叫人感动。在国难的一刻，扶难的不是玉人，不是歌舞，不是月色，不是三月的烟花，是骨子里的一份精神。像银杏树一样骄傲地站着，从遥远的年代，至今不败。

       瓜洲古渡，铁马秋风，泗水流、汴水流，吴山你愁啊，愁的老去了无数的岁月，画眉的吟唱。竹梆一声声，敲在了心坎，江南春色偏是扬州北岸，一展芳华，便是无限美好。

       婀娜多姿的沉默，是庄严的气派。文昌阁下，可曾记得文章云锦、翰墨流芳？是糊涂难得，还是难得糊涂？是父亲寂寞的背影，还是荷塘里的向往？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谁在饿腹斥嗟，不食倭粮？“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明月照我心，我心似明月。月色点缀了景色，点缀了花枝蔬影、清流亭阁，心也被这皎洁的月色，染白了，少了俗气，少了粗鄙。邗江之岸，自然而然的，有了文枢之称。那是月色染过的脊梁，玉一般的坚硬。

       谁悄悄地来了？谁又悄悄地离去？悄悄地，带走了一声声叹息。从天而来的林妹妹，带着月一样的衣裳，月一样的情思，月一样的哀愁，从扬州向北，再向北。花与她，结着一样的怨，一样离索情结，叫人牵挂着，不肯放眼，怕一领帆色，远了天地，远了我的心。

       我的心是被她牵挂着的，一直穿行在满是伊人背影的深巷。黑婆婆巷口，还坐着那位晒黑了肌肤穿这一袭黑衣的婆婆么？你葬下的花朵，都是我无言的爱恋。你想忘记，却是在誓愿，不肯轻慢了那一份真情。你还要远远地，远远地去追寻那份摇曳着的婆娑、风一般的烟花？东风恶，欢情薄，一江东水，是你的泪。

       斑斑点点的湘妃竹，再不能承受这生命的悲述。就用花，用月色，用丝竹的清音，用满是青苔的石板，网一般的小巷，重换一幅山水，轻淡的几笔，悠然的回首，那世界灿烂着，每一处细微，都闪出一片晶莹。可我无法解去心头的恋，她缠的太深太深，心已经窒息着，忘记了她，就站在我的面前微笑。

　　昨日是春节黄金周的第六天，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客带着对彩云南一游的惬意与眷恋陆续踏上归途。

　　“过去从电视或报刊上了解到云南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由此萌生了到云南旅游结婚的想法。”昨日，在金马碧鸡坊拍结婚纪念照的北京游客李惟庆偕妻子说，“蓝天白云和灿烂阳光，是云南留给我最美好的印象，我们要多拍点照片留念。
”

　　云南以其美丽、丰饶、神奇而著称于世，尤其是云南独特的地理环境所造就的特殊气候条件，让游客到云南旅游有了不同选择和更多体验。而云南省独特的少数民族风情和历史文化，更让广大游客领略到了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在国家4Ａ级旅游景区云南民族村，来自湖南怀化的游客陈东沉醉于云南悠久的民族旅游文化资源。他说：“这里集中展示了云南25个少数民族的风情民俗，弥补了我未能游遍云南的缺憾。今年国庆，我还要邀约更多的朋友到云南旅游。”

　　昨日，主题为“休闲昆明，快乐老街”的第二届“昆明老街”庙会如期举行。在为期11天的活动中，将在正义路中段“昆明老街”、珠宝花鸟市场、南屏广场、文明街片区等处举办云南特色商品展、花鸟鱼虫展、兰花展及讲述“昆明老街”的故事及昆明老照片场外征集等活动，将昆明浓郁的节庆氛围延续到正月十五。（钱模）

  　2月9日，大批游客登船游览博鳌。 当日，海南连续半个多月的阴雨低温天气有所改观，博鳌迎来春节黄金周旅游高峰。新华社发(蒙钟德摄)

　　连日来，无论是传统的旅游热线、热点，还是平时的温线甚至相对冷点，海南全岛都是旅游火爆景象。海南岛正在成为冬季旅游度假天堂。

　　除了三亚、博鳌等地区持续火爆外，一些平时不算太热的景点游人也是络绎不绝。大年初三到陵水县南湾猴岛的游客达6761人，比去年同期增长35%。
而在大年初一、初二两天，南湾猴岛的游客量超过了1.5万人。与往年同期相比，今年春节是这个景区自开放以来人数最多的一个春节。

　　海南岛中部五指山的生态游和探险游在今年春节黄金周独树一帜，吸引了北京、上海、广东、香港、澳门等众多岛外游客，其中以自驾车游客居多，伴有少量的团队。9日、10日两天，五指山市区内的宾馆酒店住房率达100%，迎来了今年春节黄金周的小高峰。

　　据了解，海南10日(大年初四)当天共进港游客44472人次，出港游客37566人次。仅省假日办10日当天统计的21家酒店就接待游客10005人次，同比增长34.44%，总收入1202.37万元，同比增长130.61%。